县支行报到 1980年夏天的东海县城牛山镇，虽然经过十年的文革浩劫，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，正焕发出勃勃生机，展现出欣欣向荣、蒸蒸日上的景象。她是1958年建立的，城镇规划四方四正，一条南北大路和一条东西大路的交叉路口，成为县城的主要繁华地段，在交叉路口的西北方向高高矗立的三层楼房，就是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的办公楼。在大楼沿街向北西侧的银行大院门口挂着“中国人民银行东海县支行”、“中国农业银行东海县支行”两块崭新的大牌子，格外引人注目。 7月上旬的一天，天气炎热，我只身一人去牛山镇的中国农业银行东海县支行报到。东海支行当时领导班子成员有三人，一正两副的行长，设有秘书股、人事股、农业信贷股、企业信贷股、会计股、计划统计股、拨款股、社队辅导股、保卫股和营业部等部门。人农两行分家时，“人、财、物”大部份分到农行，业务骨干和主要业务全部分在农行，农行真可谓兵强马壮。人行年轻人多，老同志少；只守了一个金库，留了一个大家院和一层营业部。大楼的二三层都是农行的，农行的营业机构全部在公社，基层人员全部划归农行。在银行大院北面的一大片平房家属宿舍区分给了农行，以备农行盖大楼（现在的县农行大楼就是原宿舍区）。这次分家，东海县人员素质较好、思想稳定，没有引起大的争端。但其他县却并非如此，有的为了一张桌子甚至一把椅子、一把算盘，吵得不可开交，一吵架农行的人都上来了，人行只有几个人，势单力薄。有的还大打出手，伤了和气，见面成了仇人。 当时，无论是财产，还是人员，农行远远多于人行，人行成了“小行”。下面营业所需求钞票，还要人行押送，一有争执就找县财贸办公室来协调，真是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”。想想当时，人民银行的力量真是太薄弱了，身兼工商信贷业务和城市储蓄业务，是运动员、又是裁判员，咋能监督管理呢？ 接待我报到的是县农行人事股股长。他热情地与我握手说：“经支行研究，安排你去秘书股工作，要尊重领导、团结同志，具体工作由股长安排。”并对坐在他对面的副股长说，“带小陈去秘书股。”当时的秘书股就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（后勤服务中心），是机关的重要部门，职能比现在还多。于是把我领到同楼层的秘书股办公室。秘书股股长个子很高，50岁左右的年纪，工作能力很强，为人直爽、办事利索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当时真是缺人啊，县支行机关的年轻人少，老同志多，刚分家事情又多，百废待兴，秘书股经常唱“空城计”，我分来了股长当然高兴，见我就说：“小陈来了，你跟长义学文书。”也没多说几句话，提着包就匆匆忙忙出去办事了。长义同志就是到我家征求意见的那位年青人，只见他正忙着。 没想到从此开始，我走上长达30多年的金融文秘之路。 当文书 这次，来县支行报到的是我们一起入行的一部分同志，是第一批，还有二十多人没有来。大家聚在一起很高兴。他们回到县城到家了，而我却住进了集体宿舍。到了新的地方和新的环境，如何适应，那时年轻也没有多想，也没人指导，又单身一人，遇事也没人商量，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上，走的弯路也多起来了。如果当时有人点拨点拨，也不会留下太多的遗憾，这都是后话。 第二天刚上班坐下，我的师傅就把一堆文件放在我的办公桌上，说：“小陈，你把文件目录抄抄吧。”并将文件的归类简单说了说：“文件归档分为永久、长期、短期的，你先抄短期的。”那时没有电脑，是手工抄写，手工整理档案。本人钢笔字写得还可以，抄东西挺适合我的爱好，也不用动脑子，只要不抄错就行。现在想起来，刚参加工作也只有这一项适合刚入行的人，既了解了全行工作情况，又学习了一些科室的业务。徐会计看我抄得认真，字又写得漂亮，就说：“怪不得把小陈分到秘书股的，小伙子字如其人。听说，你还会画画，出黑板报。”“在学校做过。”“好好干，小陈。你们的路长着啦，今后是你们年青人的。”说着，他又拿个当时很时髦的手提包给我：“这是办公用品，以后开会或出差要用上的。业务部门的小青年经常要下乡，一人一辆自行车，你就没有了。”现在我还记起徐会计的话，他当时虽然没有给我什么承诺，但我认为他是最关心我的人。多年以后，我想看看他老人家，非常遗憾的是一直没有见到他。曾看到他的大儿子大牛，大牛说他老人家已走了。 抄文件目录用了将近三个星期才做完，其间又陆续做了其他工作。在办公室装订文件也是我一项工作。文件制作程序与现在一样，关键是印刷的蜡纸要用铅字，用手工一字一字通过打印机敲出来的。铅字在字模中是倒字，一个一个地找，拼成一词一句，费工又费时，属于半机械化，在当时还是很先进的，一个单位只有一台。现在是找不到了，属于文物了。有时，为了赶印文件，打字员往往加班加点，校对、打印、装订都是一人干，非常辛苦。同在一个办公室，别人忙的时候，你不能下班就走人，打字我帮不上，只有装订能干，几十份文件装订下来，往往满手、满脸都是油墨，成了“包公”。紧张的工作使我异常兴奋，也不觉得累，至今还记忆犹新。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，第二批年青人来支行报到了。王立新又和我在一起了。星期天他带我到县财政局大院内的家里玩，见到他的奶奶、父母亲和两个弟弟。他的父母亲非常客气，非要留我吃午饭。他父亲在县财政局工作，对我们说：“要好好处，在一起不要闹矛盾；要好好干，争取早入党。”多年后，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还如在眼前，但当时对他的话不太在意，实际上是语重心长。 年青人一下多起来。为了组织好青年工作生活，行里成立了团支部，由秘书股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女同志任书记，我任宣传支委。记得从1980年8月至1983年7月共组织过三次大的活动。一次是县直机关的歌唱比赛，当时流行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”，大家晚上下班后练唱，比赛中没有取得满意的成绩。另一次活动，是去抗日山，人事股长也参加了，这次比较成功。再一次活动是去花果山，团支部书记有事，叫我带队，我哪能带队啊？只好硬着头皮，结果也是乱糟糟的，但无事故发生，全部人员安全返回。 在秘书股工作一段时间逐渐适应了。除了抄文件目录外，还代替领导参加了几次县里召开的会议，诸如创建文明单位、档案管理工作等等专业会议。同时，参与县支行的夏旺季（午季）工作会务工作。那时的会议一开就两天，吃住在县支行，不像现在家家有汽车，来去很方便。有的公社很远，路上就要跑半天，实际上只开一天会。会议主要听取基层所社工作汇报，部署下半年工作。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，会上汇报也没有稿子，就听主任们“海说”，今年种植小麦多少亩、预计产量多少斤、按收购价格多少元一斤、今年午季能收入多少万元，能吸收农村储蓄多少万元、能收回农业贷款多少万元等。当时听了感觉就像生产队汇报生产情况，与农行没有关系啊。1980年东海县还没有实行承包责任制，还是大集体，农业贷款的发放都是由各公社、大队承贷，偿还由集体收入中扣除，上级行也没有下达什么任务指标。 会议期间，中午就在县支行食堂就餐。那时候不像现在进行吃喝招待，要购饭票排队买饭。我在食堂就餐，看到白塔营业所马主任排队打饭，就回到宿舍拿了一瓶白酒送给他，他推辞连连：“小陈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在白塔工作，你关心我，现在你来县支行开会，拿瓶酒给你喝喝，不是应该的啊。”在一桌上吃饭的主任们就说：“这小伙子不错，还知道感恩，老马你不喝我们喝了。”大家哈哈大笑，拿来碗每人都倒上了。那时候人的思想单纯，也没有请客送礼的风气，到哪里也没有公款接待，都是到食堂就餐，顶多招待的人自己拿瓶酒，喝喝而已，也没有人喝醉的现象。 小稿见报 一眨眼，来县支行三个多月了，已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。一天师傅对我说，你跟支行计划统计股长去搞调查，学学写调研材料吧。这是我第一次下基层，高兴地答应了。当时县支行就有一辆送款车，我们乘坐这辆车由股长带我到张湾营业所、信用社。这个所社，地处全县水稻产区，是农副业生产较发达的地方，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算很好的。那时搞调研，不像现在召开座谈会听听汇报就行了，要深入农户家中，与农民交谈，并要看生产队的账；要住个三五天。当时我去的是瓦口大队，了解全生产队有多少土地，其中种植多少水稻；多少农户、多少头牛、多少农机具等基本情况。我们计统股长30多岁年纪，基层工作经验丰富，农村情况很熟悉。在调查中，他还有重点地问一些农村财务的事情，尤其是农业贷款的发放和偿还。我当时只是作记录，没有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是什么，感觉也没有什么可写的，结果可想而知。连续忙了四天，回到行里后，股长叫我写调查报告，他也没提什么要求，认为我不用交待就会写，我也不客气，洋洋洒洒写了3000多字，交给了股长。他看了以后就说，写调查报告，不能像写散文。我一听头大了。他不满意，事后他自己写了，我认真地看了一下，自已确实没有掌握好调查报告写法，没有突出重点。另外，自认为对农村经济、农村金融业务熟悉，实际上是不熟悉、不了解，也没有参考以往调查报告的写法，第一次去基层调查材料写失败了，至今难以忘却。一个在秘书股工作的人，连基本的调查报告都写不好，怎能胜任岗位工作、怎能在秘书股站稳脚跟？想起来，真是太不应该了。 失败失意的事还有几件，那时候的自己很迷惘。在秘书股时间长了，想干业务，结果到了业务部门——企业信贷股，也没有沾上企业信贷和工商信贷业务，股长还是叫我干内勤写材料，自己呢还有情绪。没有多久，秘书股徐股长（徐会计已提拔为股长）又找我说：“小陈你回来吧，我这儿需要人。”我也没多考虑，就答应了。过几天，经支行领导研究，又把我调回秘书股当文书。当初行领导的意图是要培养我写材料的，无奈当时本人还不具备写大材料的本领。其原因一是以前没有学过这个专业，农村金融基础知识不扎实，对存款、贷款、结算各方面的业务没有完全掌握，写出的东西没有扎实的内容；二是各种应用文体掌握不够，尤其在工作计划、总结、调研报告上没有具体思路；三是经验不足，加之不深入钻研，在文章结构的组织、语言逻辑的运用上欠考虑，没有成人思维的能力，更没有站在领导的角度上谋篇布局，因而写不出有新意、有价值、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来。话又说回来，当时才20岁出头的人，怎么能有成人的思维；学识水平又低，又无专人指导，怎么能写出质量高的材料来？现在回过头来看，一个部门和一个单位的总结计划之类的材料，没有什么大不了事情，信手拈来，实在不能写，在网上复制一下，改一改就行了，但在当时可把我难住了。 大材料不能写，但小材料咱还能弄。记得是在1981年和1982年八九月份，那时秋旺季工作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，每年全行划片包干，每个股室都要派人下去协助基层所社吸储收贷，全力完成秋旺季回笼任务。当时的农贷股、财务辅导股、企业信贷股、会计股等部门的外勤人员都配备自行车（每人都骑公家车，那时有辆自行车，我们都很羡慕），全县各乡镇跑，也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，甚是辛苦。像我们秘书股、人事股等是非业务部门没有配备自行车的，只有到汽车站坐汽车下乡了。全县20多个所社旺季工作全面铺开后，西部地区秋熟作物收获早，旺季回笼进度快，桃林营业所、信用社当时内外勤齐努力，至10月底全部完成了任务，县支行决定召开现场经验交流会，以点带面，全力冲刺年底目标的实现。现场会秘书股派我参加，听了桃林营业所主任的经验介绍和几家的表态发言，最后行领导提出今后工作的几点要求。会后，我感触较深，行领导要求在旺季简报中反映出来，简报这个文种在应用文体中是常见的，加之还有以前的简报参考，在不长的时间也就撰写好了。写出的材料按常规抄报给上级行和县委县政府，分发各所社就行了，但我觉得还应在社会上宣传宣传。当时东海县惟一的新闻媒体就是县广播站，它紧挨着我们行西边，广播站的小喇叭每家每户都有，就连我们的食堂里都有——它是有线的，挂在售饭的窗口上，每天早中晚吃饭都能听到。我突发奇想，何不把我们召开现场会的情况送去让他们播报播报？我就简单地把简报改了改，连同自己的想法向徐股长汇报一下，他同意了。于是我拿着稿子到隔壁的县广播站，直接到编辑部作了自我介绍，当时的编辑姓徐，年纪在30岁左右，正在看稿子，他站起来很热情地与我握手。他说欢迎你来投稿，这些年来金融系统做了不少事，但反映金融系统人和事的基本没有，投稿的人没有多少，你是第一人啊。说得我不好意思。我说这是第一次写稿子，写的稿子不一定符合你们的要求，请你帮我改改，今后我会写更多的反映农业银行的人和事。应该说徐编辑是教我写通讯报道的第一位老师，从新闻的角度教我如何把稿件写得鲜活。可惜现在联系不上他了，不然的话我要好好地请他喝上两杯。走出编辑部，迎面看到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，我想这就是播音员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家都在食堂就餐的时候，广播站小喇叭就播报了县农行旺季信用回笼的新闻了，时间还不短。大家一开始还不以为然，后来都竖起耳朵听起来，感觉平常没有县农行的报道，这次怎么回事，县委县政府重视啦？大家还在一起议论。在播报的最后播音员说：“这是本站通讯员陈苏鸣发来的报道。”大家这才把目光聚焦在我的脸上，当时我既激动，又不好意思，毕竟是处女作，就这样把一篇材料念给大家听了。从此以后，每有行里重大活动和重大事项，比如农村储蓄增加、被徐州地区农行评上先进、贷款余额超千万等内容，我都积极写稿并先后被播报，一年下来也能写上十多篇小稿，每年还被县广播站评为优秀通讯员。我爱上新闻报道这一行，并且可以说，由此干上了金融宣传报道“业余记者”的职业了。 1982年11月份，传闻东海县要被划入连云港市行政区域了，我想我的新闻报道稿件也要投到市里去，让市里的新闻媒体也宣传宣传东海县农业银行。我根据1982年12中旬的农村储蓄的数字和全县农村经济出现的大变化，写了一篇肩题为“责任制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”主题为“东海农民储蓄近两千万元”的新闻稿件，文中是这样写的“东海县农业银行针对今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，粮食获得大丰收，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新形势，积极开展农村储蓄业务活动，使农储额大幅度上升。截止十二月十五日，储蓄余额已达一千九百二十六万元，比去年同期增加四百一十七万元。”区区不足二百字，分别寄给连云港报社、连云港广播电台两家新闻单位。没有多长时间，连云港广播电台就在黄金时段播出，《连云港报》则在12月25日一版二条显著位置刊登。至今我还保存这份报纸，我的文章也是第一次登上了市级报纸。那时的《连云港报》还不是日报，每周一、三、五出版，四开四版，只有一张，上稿难度挺大的。不到半月的时间，我就陆续收到两家新闻单位的稿费通知单，金额加起来也就是五六元吧，钱虽不多，但影响还是大的。我就拿这个钱买些水果和糖给大家吃，一起分享写稿的快乐。 告别了，东海支行 1983年，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3月1日，江苏省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，赣榆县、东海县从徐州地区分离出来，灌云县从淮阴地区分离出来，划归连云港市管辖，三县金融机构也随之属市各银行管辖。 这一改革使我们得到了真正的实惠。原来人民银行徐州地区中心支行、农业银行徐州地区中心支行分别管辖8个县支行，一年到人农两县支行检查指导不了几次工作。划到连云港后，县支行不用一个小时就到了新浦，尤其对上电视大学更有利。徐州8个县分别录取30人，连云港3个县加上郊区支行也分别录取30人，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。 这一年，对我来说是命运比较好的一年。就在二月份，农行东海县支行接到上级通知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今年招收在职的金融专业大专生，通过成人高考进行择优录取，不是推荐上学，要求组织行里青年同志积极报考。于是行里专门聘请东海师范的老师为我们上课，当时有30多人，也都是我们一同进行的年轻人。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，天天背着书包去师范复习，但压力不大，轻松脱产复习一月有余，四月份在新浦延安中学（现新海实验中学校址）参加全国统一考试，感觉题目不难，考完后还继续上班。五月份的一天，收到了录取通知书——我被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连云港分校录取了，学制三年，六月份报到，至新浦的连云港市农业银行干部学校学习。我们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愿望，真高兴啊，差点像“范进中举”了，大家在一起跳啊、唱啊，但这是没有围墙的大学，比起正规的大学，我心中还是有遗憾的。当时市人行电大班在全市人行系统录取30人，市农行电大班在全市农行系统录取30人。市农行电大班里面，东海县支行18人、赣榆县支行3人、灌云县支行9人，郊区支行0人。东海县支行在这次的“秀才”选拔赛中又独占鳌头，我们这些人深感自豪。 一晃在农业银行东海县支行工作生活三年多，拿到录取通知书就要离开，去市里上大学了。不料我也从此离开东海了。到分别时，感慨还是比较多的，心里五味杂陈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在东海，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，都有大的提升和质的飞跃。但当时心情是失落的，总感觉朦朦胧胧，工作上领导是不满意的，自己也不满意；团结上自己主观没有去得罪人，但却没有处上几个知心的“铁哥们”，有时还显得很孤单；爱情上自己也处了几个朋友，也有美好的憧憬，但没有谈成。现在想起来， 20多岁的我，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上还是不成熟的。原来自己从家门到校门，从来不与社会打交道。工作以后进入了社会，却不愿与社会各方面交往，其结果可想而知，痛定思定，悔之晚矣。 告别了，东海支行；告别了，一起共事的同仁。 中国农业银行连云港分行干部学校（简称农行干校）坐落在连云港市政府所在地新浦南小区，现在的朝阳中路路南，那时朝阳路还没修，但已规划好。在院内的北边只有一座四层高的大楼，南面还有一处平房就是大食堂，中间就是一大块空地，长满了青草，靠近东边有一个篮球场，条件比较简陋。记得1983年6月底的一天，天气炎热，我们东海学员一行18人乘坐火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至新浦火车站下车。当时的火车站还在解放路和平桥的东侧（现在的怡景苑小区），下了车我自告奋勇当向导，自认为来过一次。沿解放路向西一直走至海昌路，再折向南，过了海连路再向南至扁担河，向左走就远远看到了农行干校的四层高楼了，实际上是绕路了，走通灌路就行了。但当时大家很高兴，行李被接站的汽车拉走，两手空空走到干校也不觉累，报到处安排我们住四楼，宿舍是事前分好的，我和曾青、巩慧东、濮阳东、张正君五人住404室。室内不是一般学校的高低床，而是五张钢丝平床，一边两张，一边三张。因为太拥挤了，住了几天后，学校安排要调整为四人住，大家都是东海人，相互熟悉，谁都不愿意出去。正在僵持之时，还是濮阳东脑袋活，灵机一动出了“抓阄”的主意，写了五张纸条，其中一张写了“搬”字，揉成一团，让每位抓，结果被张正君抓去了。此君虽不乐意，但是还是高高兴兴搬走了，也就是隔壁406室，与灌云几个同学住一起。留下的四人中，我是60年出生的、巩慧东61年出生的、曾青是62年的、濮阳东是63年的，慧东在家排行也是“老二”、曾青在家排行也是“老三”，以后大家常称为“老二”和“曾三”，我们三年相处中没有红过脸、吵过嘴，如亲兄弟。电大的教室在南面食堂的隔壁，两台大彩电放在教室的最前面，30人的教室坐得满满的。当时的电大教育是由连云港电大分校组织，教材全国统一，各科考试全国统一，教学点分布全国各地，我们分校校址在苍梧路上，多年没变（也就是现在的电大教育中心）。当时四周都是芦苇，只有一栋教学楼，教学点分散，人行、农行都在自己的干校办班。 新的起点、新的征程，同学们信心百倍，摩拳擦掌，扬帆远航！ |
